巴士财经网-财经问答百科资讯-财经频道动态

刘安恭,“九月来信”是咋回事?陈毅为何急于请回毛泽东

陈绘月 141 0

陈毅与毛泽东的相识,是中国革命的幸事,更是陈毅能在迷茫时找准航向、砥砺前行的北斗,正是因为与毛泽东的相识,也才会有了陈毅在对敌斗争以至建国后的更大成就。

正如陈毅后来所说,在自己一生的革命过程中,对于选择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和党的领袖,他自己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和毛泽东不断的交往和接触,才慢慢认识了的。

在历史的进程中,领袖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群众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尤其在关键的历史时期,领袖的主张和思想为群众认识和证实是正确的,从而自觉地跟随和坚定的拥护。

开始陈毅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是领袖,经过湘南起义的失败,经历过红四军“七大”,最后才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这也就决定以后跟随毛泽东开启了他辉煌的人生。

这里就不能不说红四军和“九月来信”的起因。

一、红军初创时期矛盾与争论

陈毅知道毛泽东的名字,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由于徐特立、蔡和森等人是由在长沙的新民学会组织来法勤工俭学的。在法国的时候,蔡和森等人经常和国内的毛泽东书信来往,而“新民学会”也正是蔡和森、毛泽东等人举办的,陈毅从而才知道了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以及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的情况。

1921年,陈毅、蔡和森等留法学生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失败,他们100多名留法学生被法国当局武装押送回国。

后来陈毅先后在北京、四川等地工作,一直未能与毛泽东谋面,也没有正式接触。


陈毅同志留法照片

1927年,陈毅组织起义失败后到达武汉。5月,中央军委分配他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同恽代英、施存统组该校中共党委,并担任书记。

这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在武昌,所以,两校共产党人之间常常互通信息。特别是毛泽东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融陵、长沙五县通过实地走访,经过调查研究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农民运动“好得很”,在党内外影响很大。陈毅到学校后,就首先研读了这篇文章,对毛泽东更是充满了崇敬之情。

两人虽近在咫尺,但还是没有机缘相见。

1927年8月,陈毅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主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陈毅与朱德率领余部折向湘南

1927年10月到达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委的人,才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陈毅同志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农民运动领袖,仰慕已久。我们此时正处于孤军转战、极端艰难的境遇,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的消息,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在转战途中,朱德和陈毅遇到从井冈山下来的张子清伍中豪袁文才何长工等人,他们对毛泽东的介绍,更使陈毅对这位毛委员的创见特行满怀敬意和兴趣。

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和第2团分路向湘南行动,支援朱德和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当袁文才、王佐率第2团摆脱敌人追击,在资兴附近碰到陈毅。陈毅正带着部分暴动农军和地方党的机关一万多人由郴州转移过来。

这时,还没有和毛泽东同志联系上,只知道他在马桥一带打游击。安置好队伍后,陈毅及湘南特委书记杨祜涛等同志到资兴城北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会上,湘南特委书记杨祜涛和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斯反对去井冈山坚持斗争。说:我们(指湘南特委)去井冈山(躲避)是可耻行为。

陈毅苦口婆心劝慰道: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到处民团设置路障严查,你们怎么过去呢!不要做无谓地牺牲嘛。

为了缓和气氛,陈毅同志又说道: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他后再做决定。然而,他们哪里听得进去,坚持要走。最后,果然在安仁耒阳边界被敌人抓住,主要干部全遭敌人杀害。

随后,朱德和陈毅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4月28日,在宁冈砻小的龙江书院跟毛泽东会合。


1928年,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组成红四军(辖6个团)。28团为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余部队,29团是湘南起义的农军,31团是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的农军,32团是原王佐袁文才部(29团,30团,32团,33团先后在几次战斗中都损失殆尽)。

由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残余部队组建的28团和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残余部队组建的31团成为当时井冈山红军的主力。

28团由原南昌起义时的北伐老兵组成,打的胜仗多,缴获的枪多枪好,但因只在连一级设了党代表,带有旧军阀习气,官兵不平等,打骂士兵现象严重,开小差的多,纪律性差。

31团是由农军组成的秋收起义部队,根据地是广大的农村,特别是三湾改编后,把党支部建在了连上,部队纪律好。

随着时间的增长,两支部队的矛盾逐渐暴露了出来。

实事求是地说,红军初创时期,朱德、陈毅和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既有一致,也有分歧,有时甚至是原则上的分歧。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性格不同,眼界学识不一样,哲学思想不一样,立身之本也不一样,做人的规范信条也就不完全相同,对时局的判断和对社会各阶级的认识也就有了明显的差别。

二、红四军创立后的方向性问题

尽管有着许多的不同,但朱德、陈毅与毛泽东有一样是相同的:“都是共产主义者”,即都要去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正是这样的追求和对真理的信仰,陈毅在红军初创时期的大小战斗胜败之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但并不意味着他对毛泽东的政治方略也能认可。

1929年6月,蒋介石下令赣闽粤三省重兵对在闽西的红四军发起第一次“会剿”。大敌当前,红四军内部却在军队未来发展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城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在关于根据地的建立、红军的建军原则,以及官兵关系等问题上发生严重的争论。

毛泽东根据红四军内部存在思想混乱等诸多问题,主张要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根据部队严重打骂士兵的问题,提出官兵一律平等,不得虐待士兵的主张;根据一部分军事将领主张游击战的思想,提出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建设,要有“屁股”,才能坐得稳。


而朱德、陈毅等人认为:应该树立绝对军事为主的思想,军事大于政治;主张开展游击战争,走州过府,以扩大政治影响等错误思潮。

特别是1929年5月,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来到红四军后,抓住毛泽东不赞成临时中央,关于在革命低潮时期,红军分散开展游击战的策略等问题,挑起红四军的内部斗争,影响军队领导团结大局,从而使得上述争论更加复杂化。

在刘安恭的挑拔下,红四军不少人将矛头直指毛泽东。1929年6月8日,前委扩大会议上,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因受众人指责,会上更是提出更换前委书记人选的决定。

随后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多数军事将领支持朱德、陈毅。陈毅作为大会主持人,担心红四军内部分裂,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对朱毛各打五十板,批评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夹在中间简直不好办。”

在众人的哄吵下,会议决定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对朱德也提出了批评。

朱德对于批评不表态,不吭声。但毛泽东认为自己的主张没有错误,所以不接受批评。

会上最终改选了前敌委员会,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成为一般委员。

红四军党的“七大”,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分歧,助长了绝对军事观点和分散游击战的思想,使红四军的思想行动和建军方针更加偏离正确的轨道。

7月上旬,根据前委的决定,红四军四个纵队全部出动,分兵发动群众,陈毅、朱德率军部离开龙岩,移驻连城,进行反“会剿”作战。

毛泽东则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由此离开部队,失去了兵权,毛泽东一气之下,到蛟洋养病去了。


其实在1929年2月,中央通知(“二月来信”)红四军,提出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事情。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红军还在初创期,革命处于低潮,党的基层苏维埃组织基本瘫痪,地主反革命还乡团甚嚣尘上,大肆反攻倒算,残杀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全国城乡一片白色恐怖,很不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和巩固,游击战的思想只会被反动派分化扼杀。

此时的陈毅,对于毛泽东本人认识上还存在局限,心下甚至认为,如果中央真要朱毛二人走一个的话,或者一前一后走的话,毛可以先走。陈毅的潜意识就是认为,军事作战非朱德不可,毛的政治职务则可以由别人代兼。

这个想法,反映了陈毅对毛泽东认识的局限,没有把毛泽东的地位同中国革命的全局和前途联系起来。

会后不久,红四军前委收到了党中央从上海发的来信,内容是要求红四军派一到两名得力同志去上海报告情况。

对此,陈毅决定自己亲自去,向中央报告红四军出现的问题和目前的状况。

三、“九月来信”拨正航向

1929年8月初,陈毅经上杭、龙岩前往厦门转赴上海,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主持红四军的工作。

8月26日,陈毅辗转到达上海,贿后向周恩来和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党中央研究后,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责成陈毅、周恩来和李立三成立三人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红四军的内部问题。

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三人委员会达成共识,周恩来委托陈毅起草一份党中央给红四军的意见信。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


陈毅后来回忆:

当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他说:“你可以替中央写一个指示,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出来主持红四军工作。”写好后,拿给恩来同志看了,恩来同志一个字都没有改,说:“很好,就是这个意思!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主要是去请毛泽东复职,朱德同志要服从毛泽东同志,你这个责任很重大。”

此时的陈毅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改变。

10月3日,陈毅带着党中央的来信回到了闽西。并向朱德转达 了 党中央的意见,并建议欢迎毛泽东回到红四军来。陈毅后来说:

我带回中央的意见,希望毛泽东同志继续领导,因为他是正确的。

朱德表态同意后,拿出一封毛泽东写的信给陈毅。陈毅后来回忆:

因为七次大会以后我离开了,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他带着队伍往中漳平一带活动,遭遇了地主还乡团和土匪的先后围剿,红四军损失很大。后来又打梅县,照样失败了,两次战斗,部队伤亡很大。

没办法,又召开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政治小鬼”(基层连队的党代表)和下层士兵强烈要求毛委员回到红四军指挥岗位。

毛主席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去。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去。

陈毅看完信对朱德说:“这封信是对的。我赞成这封信,过去那些事我撤回,我请他回来。七次大会是我犯了错误,我这次回来,就是我要作检讨,要他回来。”

部队从梅县撤回来后,朱德、伍中豪和林彪等人主张把部队转向江西,向兴国、宁都于都这一带走。当时陈毅感到还不是时候,因为毛主席还未回来,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还没完成,等把毛主席接回来以后再共同来决定这个行动。

后来陈毅回忆说:到时候,恐怕还要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坐下来肃清“七大”“入大”的影响。

林彪说:不,还是要讨论队伍分散行动的问题。他的理由很多,主张朱老总带两个纵队向闽中,他留在永定、上杭一带。他认为敌人很强大,集中行动目标大,得不到补充,要打遭遇战,红军这么削弱下去,不知道哪一天还要分散。

陈毅说:我说不行,现在要集中行动,现在要迎接革命高潮,争取江西,建立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不是分散。我说,你(林彪)是一贯的悲观失望,总想拉起队伍走,你这个观念不对。我说队伍要抓紧,这三个纵队无论如何不能分散。

这一次争论得很激烈。那时,朱老总没有表态,伍中豪也没有表态,主要是林彪跟我两个争论。

后来,我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次,我们争论的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们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赶快回来。毛主席得到信后是坐担架回来的。

朱德和陈毅分别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自我批评使他们的心又融合在了一起。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伤感情的话。三位伟人的手再次紧紧的握在一起。

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古田主持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了批判。

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总结了红四军的建军经验,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

最后选举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委员的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四军的领导地位。

一场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争论终于画上了休止符。红军重新踏上了正确的轨道。

从此,朱毛两支工农武装部队终于开始有效融为一体,步调一致向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阔步迈进,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支力量的伟大之处在于历经几次反围剿,经历艰苦卓绝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深入敌后战倭寇,经历千难万险依然愈战愈勇,越挫越强,直到彻底推翻了中华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了一个伟大、光明、崭新的新中国。

参考文献:《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



本文原作者为陈绘月,转载请明:注 巴士财经网出处!如该文有不妥之处,请联系站长删除,谢谢合作~